湘军集团对权力的争夺

2016-12-27 10:49:07 作者:admin 栏目:未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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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太平天国起义迅猛发展,湘军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凸显,湘军集团逐渐取得地方军政大权。

 

 

 

  咸丰五年(公元1855年),清廷任命胡林翼(湘军重要首领)署理湖北巡抚,与他同在武昌主政的是湖广总督官文。

  清代官制中,总督偏重军政,巡抚偏重民政,军权应归于官文。可官文贪鄙庸劣,见识浅薄,只因是满洲正白旗贵族而为咸丰帝所重用,所部军队战斗力极差。胡林翼抚鄂之初,官文每多掣肘,胡虽申奏,但咸丰帝仍下严旨要其会同官文办理湖北军政。不得已之下,胡林翼改变策略,转而与官文结交,在公文中每列官文为首功,每月拨盐厘3000两相赠,还让自己的母亲认官文宠妾为义女,进而与官文兄弟相称。

  不过,胡林翼并非与官文同流合污,而是试图加以利用。官文也深知在此战争环境,多少督抚因为不善带兵,或死于战事,或被罢职免官,于是也乐于依靠这个对自己恭敬备至的胡林翼。在官文看来,既然胡林翼满足了自己对声色货利的喜好,自己赞同他的军政主张,也算是礼尚往来。于是,胡林翼大刀阔斧厉行改革,稳定湖北局势,从而在同太平天国争夺长江中下游地区时处于有利地位。

  但事实上,清廷并没有放弃对地方权力的严格控制和打压。所以,如果不是胡林翼巧妙运用权术,让清廷认为改革措施多为官文主张,湘军集团是难以迅速发展起来的。

  咸丰七年(公元1857年),曾国藩借父丧之机,向咸丰帝摊牌索要更大权力。清廷以为太平天国行将覆灭,断然令曾国藩在籍守制,没有满足曾国藩的意愿。

  不料,三年后,江南大营再次崩溃,太平天国基本控制了富庶的江南地区,切断了清王朝赋税、漕粮的主要供应渠道。于是,山穷水尽的朝廷陷入两难境地:要么拘泥于不轻易授予汉人实权的旧制而坐以待毙,要么听任湘军壮大势力,但可以利用他们来度过亡国危机。在太平天国大军的逼迫下,舍湘军而无其他劲旅可以依靠,清廷只能容忍湘军将领执掌地方军政大权,于是,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。
 


 

  日益激烈的太平天国战事和“辛酉政变”的发生,将湘军集团的权力推向顶峰。

  咸丰十一年(公元1861年),咸丰帝在避暑山庄去世,遗诏以年方6岁的载淳(即同治皇帝)继位,同时任命户部尚书肃顺、怡亲王载垣等八大臣为“赞襄政务王大臣”。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,形成了两宫皇太后与恭亲王奕訢共治天下的局面(史称“辛酉政变”)。

  为最大限度地发挥湘军集团的作用,清廷由被迫放权转向主动授予他们更大的权力。曾国藩由署理两江总督,改为督办江、皖、赣、浙四省军务,不久又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;左宗棠初被任命为浙江巡抚,旋任闽浙总督;刘长佑起初补授闽广总督,数月后即调任直隶总督;李续宜为湖北巡抚;彭玉麟为兵部侍郎;曾国荃补授浙江巡抚;唐训方补授安徽巡抚;郭嵩焘补授广东巡抚;刘蓉补授陕西巡抚;杨载福补授陕甘总督……短短几年间,湘军集团势力急剧膨胀,南至两广,北到直隶,东到两江,西至陕甘,诸多地方由湘人出任督抚。而他们手中所握有的权力,远远超过此前的清代督抚。

  依清代旧制,总督主军政,但除了自己的督标营之外,并不能越过提督直接干预营务;巡抚主民政,除了自己的抚标营外,也不能干预营务;布政使掌财政,直属户部;按察使掌司法、监察,直属刑部。也就是说,军政大权都集于中央,地方大员各负其责,互不统属,谁都不能自行其是,只能听命于中央。

  而位任督抚的大批湘军将领,既主军又主政,再加上兵饷自筹,厘金完全由督抚支配,原本应该上交户部的地丁、漕折、关税、盐课等项银两也被督抚截留,大半充作军饷。这样,一省三宪——即巡抚、布政使、按察使鼎足而三的局面再也不复存在,督抚专权的局面势将形成,湘军集团的权力在此情形下也达到了顶峰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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